《农政全书》为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，古代著名科学家、政治家徐光启（公元1562—1633年）创作于明朝万历年间。全书共60卷，50余万字，分为农本、田制、农事、水利、农器、荒政等12大类。其中水利共有9卷，10余万字，占全书20%的篇幅。

徐光启所处的时代，明朝正走向衰落。这一时期西北、东北频繁用兵。同时黄河改道南行200余年，大运河的南粮北运频频遭遇黄河决溢困扰，国家不得不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用于黄河、淮河、运河的河工。徐光启以振兴图强的情怀著《农政全书》，该著作中有关水利的内容9卷，开西学东渐的先河，介绍和引进当时西方先进水利科学和工程技术，还首次从西方技术著作中创译了“水库”这一术语，至今在水利工程中广为运用。

《农政全书》的水利科学史价值

【资料图】

《农政全书》的水利部分主要内容包括：总论、西北水利（1卷）、东南水利（3卷）、浙江水利（附海塘和滇南水利）（1卷）、灌溉图谱（1卷）、利用图谱（1卷）、泰西水法（2卷）。

徐光启在水利卷中辑录了大量前代和同代的水利史料、治水奏疏、历史档案，这些史料有些是我们现在能查阅到的，有些资料是查阅不到的，尤其是同时代官员上奏有关治水的奏折、对治水的论述，在现有的水利史志资料中极其罕见，十分难得和珍贵，可谓“史中有史”。一是在“总论”篇中引用了明代俞汝为的《荒政要览》。《荒政要览》是一部明代时期中央政府为应对各类灾荒而采取的救灾政策的文集，由于水旱、洪水灾害是古代社会最常见的灾难之一，因此，为防止水旱灾害所采取的水利政策成为荒政的重要内容，这些资料在一般的水利史料里鲜有挖掘。徐光启在“总论”中引述了《荒政要览》对水利的重要性阐释：“水利之在天下，犹人之血气然，一息之不通，则四体非复为有矣。”将水利比作人体的血脉，血脉不通，则人体就不复存在。二是在“西北水利”篇中引述了明代著名政治家、理学家、史学家丘浚（公元1421—1495年）有关加强水利沟洫、堤坝建设、保证农业灌溉的论述。此外，还编辑了元代郭守敬的“治水六事”、明代著名治水大臣徐贞明的《请亟修水利以预储蓄疏》《西北水利议》等论述。三是在“东南水利”篇中引述了明代徐贯上奏的《治东南水患疏》。徐贯天顺元年（公元1457年）进士，官至工部尚书、太子太保，史书有评价“巡视福建海道，料理苏松水患，绩亦可记”。徐贯对治理东南水患有功绩在史。徐光启还摘录历代朝廷官员治理太湖的上疏，有宋代范仲淹的《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》、元代任仁发的《水利集》、明代夏原吉的《苏松水利疏》、明代刘凤的《续吴录》、明代吴恩的《吴中水利》等。四是在“浙江水利”篇中，记载了历代朝廷官员的治水主张，宋代徐次铎的《复镜湖议》、明代徐献忠的《山乡水利议》、明代陈瑄的《海宁捍海塘记》等大量史料，对浙江水利、海塘建设进行反映。

《农政全书》水利卷汇集了大量丰富的水利史料和历史档案，而且集中反映一个地区、一个流域的治水理念和治水方略，历史研究价值很高，不仅为我们研究明代水利史提供了资料，也为我们水利史的基础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，即在挖掘古代水利专著和史书中的水利史料的同时，也要重视对涉及水利的谕旨、碑刻、奏疏等方面史料的挖掘和整编，丰富水利史研究的内容，使得更多的水利古籍能够呈现出来，让“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”。

区域水利治理：治水方略集大成

《农政全书》的水利内容，反映出徐光启对水利的高度关注及其治水主张，正如《明史·徐光启传》记载的那样：“遂遍习兵机、屯田、盐策、水利诸书”，“雅负经济才，有志用世”。徐光启对水利的勤奋钻研、广咨博询、注重实践，对水利的诸多建树不仅体现在对前代和同代的水利思想、观点进行系统的总结上，还表现在他古为今用、融会贯通提出自己的治水主张和观点，从经世的角度论述水利的社会作用，具有其独特的社会意义，从而进一步发展了我国传统的水利思想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在开发西北水利方面，详细摘编了元代郭守敬的治水主张，赞同徐贞明的“此西北水利所当亟修者也”。并对徐贞明的西北水利“十四个有利于”进行评说，要大兴水利，“弃之则为害，用之则为利”。强调开发西北水利的意义和必要性，即“西北之水一 开浚，遂可无患而为利”。徐光启主张大力开发西北水利，赞同“水利莫急于西北”，可以就地解决京畿地区的粮食问题，既能减少南粮运输中的大量耗费，又能通过屯垦荒地，解决北方地区的粮食供给，从而发展北方地区的经济。徐光启将西北水利开发的意义与戍边固疆、稳定社会、增加国家税收等结合起来，从国家社会的层面指出开发西北水利的重要作用。

在发展东南水利方面，徐光启陈列4卷，专论东南水利，包括太湖治理、浙江海塘建设等，显示出对东南水利的重视，他认为东南地区是国家粮食的主要生产基地，兴水利、除水害对促进农业生产的重要性。引用明代著名理学家耿橘《大兴水利申》的观点：“窃照东南之难，全在赋税。而赋税之所出，与民生之所养，全在水利。”引述明朝官员叶绅《请治水以防灾荒疏》中对东南水利重要性的论述，“诚国家之基本，生民之命脉，不可一日而不经理也”。徐光启还在此评述：“公知六郡之水利修，可以当天下之半；不知天下之水利修，皆可为六郡也。”强调如果大兴水利，全国都会成为同苏松、杭嘉湖一样富裕的鱼米之乡。关于太湖的治理，摘录主要治理太湖名人的治理方略和观点，可以说是择治理太湖学说为一体，集大成者，对宋代范仲淹，元代任仁发，明代夏原吉、吕光洵、胡体干、林应训等治理太湖的观点和方略进行述说，加以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，如在分析元代任仁发对吴淞江疏浚、抵御海沙上侵时，他谈道：“疏通清水，以涤浑潮，自是正论。后来东南治水，宜仿此意。”在讨论太湖流域的河道设闸的问题上，他提出：“江阔而以闸束之可乎？必如任仁发之说，江二十五丈则十闸乃可，今言两旁支港置闸，亦妙，但河身必与江等深，而闸口必与江容等例为是。”从技术上加以论证。

在浙江水利方面，徐光启在这一卷中，摘引前人之说，论述了浙江水利灌溉、修筑海塘、滇南水利等，重点叙述自宋以来，地方盲目围垦河湖滩地，使得河湖的蓄水面积减少，造成涝时无地容水、旱则无水灌田，对国家社会发展带来隐患的史实，认为应该纠正这种以一邑之利、贪小失大、损失整体利益的行为。徐光启引用了南宋绍兴二十九年（公元1159年）同知枢密院王纶与皇帝的对话：“‘往年宰臣皆欲尽乾鉴湖，云岁可得米十万石’。朕答云：‘若旱无湖水引灌，即所损未必不过之，凡虑事须及远也。’纶曰：‘贪目前之小利，忘经久之远图，最谋国之深戒’。”并阐述自己的主张：“凡湖皆自然淤淀，但不宜多作田以尽之，使水无所容耳。”徐光启反对围湖造田，阐述蓄水设施与农田的关系，旱涝对于农业的影响，提出系统治理的理念，与现在提出的“山水林田湖草沙”系统治理理念是一脉相承的。此外，徐光启还对大力进行堤岸、海塘建设进行引摘和评说，其中包含着许多水利方法和技术的运用。

水利“西学东渐”之肇始

《农政全书》中，徐光启用2卷收录了《泰西水法》的部分内容。《泰西水法》是徐光启的一部介绍西方水利技术的著作，由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口述、徐光启记录编著。该书成于明万历四十年（公元1612年）共6卷，开西方水利技术引入中国之先，介绍西方水利原理和技术与中国的水利工具相结合，用于水利灌溉的取水、水利设施营建及蓄水之法。《农政全书》第19卷、20卷主要收录了西方的螺旋提水车、双筒往复抽水机等提水机械，除文字介绍外，并有附图，具有极强的推广作用，“水库”一词最早出现在《农政全书·水库》中，他创造了“水库”这一术语，尽管此水库与后来高坝大水库还有区别，但是其概念仍是相通的：“水库者，积水之处也。”“水库者，水池也”，他所介绍水库之九事，即“具、齐、凿、筑、涂、盖、注、挹、修”，这应该是徐光启利用西方水利设施建造的原理，结合中国传统蓄水设施的实际，融合中西进行的概括。从他对蓄水设施兴建九事的解释看，还包括山区微型蓄水设施水窖、堰塘之类。他还结合本土的蓄水工程，归纳出蓄水工程的结构、施工要领和建成运行后维护，如“筑”，介绍“筑之物有三：曰方石，曰瓴甋，曰石卵”，应该是修筑水库的石料的品种；“涂”，介绍“涂之物有三：曰石灰，曰砂，曰瓦屑”，应该是指修筑水库所用的料物；“挹”，取水设施，书中提到“家池之水深，其挈之则以龙尾之车。更深者，为之玉衡之车，恒升之车”，他将蓄水工程与提水设备龙尾车、玉衡车、恒升车结合，将蓄水工程与渠道输水设施相结合，提出了超越时代的农田水利工程体系；“修”，“修所以为之弥缝其阙也”，是指对水利工程的维修养护，工程管理的理念在“水库”管理中已得到体现。徐光启的“水库九事”体现了水利工程设施的全过程管理，也是融西方管理方法与中国传统实践相结合的反映。

《农政全书》以其丰富的史料、广阔的水利思想，为我们凿通了中西水利技术通道，这既是极具特色的水利史书，也为认知中国古代史拓宽了研究与思考的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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